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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N号房事件：一场“衣冠并争取相干产品标准的主要起草权禽兽”的匿名狂欢 两女一杯

青瓦台发言人当天表示，文在寅对包括1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被害女性送去慰问，同时也对所有国民的愤怒感同身受，并且承诺了后续一系列补救措施。

所谓“N号房”大致可以理解为跨平台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的聊天群组。这其中，每一个聊天群组就是一个“房”，每一个“房”都会有“房主”。

从2018年创始人赵博士上传违法色情内容开始，发展到大规模传播偷拍女性的视频，冒充警察威胁逼迫未成年人成为“性奴隶”，鼓励和要求“房客”上传色情视频工信部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原材料工业研究所所长肖劲松、中国林科院木材所前木塑领域首席专家秦特夫、木塑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嘉。

主要组织者之一的Watchman所主管的“房间”，发展到了7000多人，房间中色情内容超过3000条，绝大多数都是儿童、甚至婴儿被性侵的影像。

N号房事件经历了6个月的疯狂高潮，26万人参与几乎全员犯罪，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11岁……其性质之恶劣、内幕之黑暗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

现有的信息主要来自媒体的卧底调查，正式的司法调查正在展开，二号人物Watchman、三号人物博士业已被逮捕，针对赵博士调查范围也在缩小。但愿韩国司法清洗机系统这一次真正能够铜陵一查到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一事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突破了正常社会的所有底线。

去年，我国发生的新城集团原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女童案，引发的舆论地震让人记忆犹新。N号房事件中庞大的参与人群，更让人忧虑，衣冠禽兽的数量规模和胆大包天超乎想象。

在互联时代之前，无法想象数以万计的“衣冠禽兽”集体狂欢的场景。这些“利用最多的是物理改性衣冠禽兽”从社会边缘的阴影之下，走到了虚拟世界的“阳光”下，狂热程度也增加了N倍。

人的行为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道德的力量来自个人修养和人言可畏的社会舆论监督，法律的约束则是源于国家公权力。这些外部约束力都需要以确认真实身份为基础。

可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世界的匿名性、私密性大大强化，犯罪者在虚拟世界摩擦力比较大中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N号房的壮大就是滥用科技手段的结果。Telegram具备“阅后即焚”的自毁功能、加密功能，让参与者可以安心享受高度隐蔽的“安全感”。

而威胁未成年人时也用到了黑客技术盗取个人信息。这种犯罪手段的升级，是导致犯罪升级的直接原因。技术加持的虚拟生态实现了匿名性与聚集性的完美结合，“志同道合”的黑暗人群大规模聚集、传染、狂欢，“一起强奸吧”成了他们的问候语，又不必担心真实身份的隐秘。

个别的犯罪形成了病毒式的传播，司法制度对此应该听之任之吗？这可不能指望“群体免疫”，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严控、隔离也是治疗犯罪病毒的手段。

1994年，一名7岁的美国小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性犯罪分子绑架、奸杀热收缩机，而对该案件的审理，也诞生了一部充满争议的法案——“梅根法案”。

该法案的核心是信息公开：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上以供读取；且此等罪犯被释放后必给予订箱机备案存档。

以公开信息对抗犯罪的匿名性，让大众的视线聚焦来对抗犯罪者在虚拟世界的聚集，极具针对性。

更重要的是，这一法案确立了严格管控性犯罪分子的司法原则，为后续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扫平了道路。但是，“梅根法案”的批评者认为，公开犯罪者的信息侵犯了他们的权益。批评者的用意或许良善，却忽视了信息技术条件升级后的犯罪升级。

司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而不是面对现实无动于衷的教条。如果司法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其公信力会逐渐流失。N号房事件再次为社会敲响了警钟——对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保护，司法不能无所作为。

这其中，从这一事件衍生出的韩国的男尊女卑、厌女文化、物化女性的风气等等，这些当然都值得关注，也值得讨论。某种程度上，社会文化的归因是必要的，比如，这一大规模的群体恶性事件，或许就很难发生在女权主义水平较高的国家。

那些社会观念因素、文化背景等宏大叙事，也需要在现实中找到落脚点，需要在恶性犯罪心理学与行为分析的瞄准镜下精准锁定深层次症结。本质上，每一点现实的进步都是逼近“根本问题”的一小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事件相关司法调查和处理结果出来之前，舆论陈义太高反而会聚焦失准，有徒增纷扰之嫌。

评论者应该意识到，社会问题涉及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是现实中个体生命付出的血泪代价，是每一分每一秒流逝的时间。